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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会馆应有明确定位

        1988年4月13日，中国人大通过议案，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1990年，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易名为“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 简称海联会，并致函通知各属会行动一致，把凝聚全体海南人的会馆正名为海南会馆。

        立省虽说是为了行政上的方便，但是祖居地海南成为与广东平起平坐的省，的确给海外海南人带来莫大的荣耀和自豪感，也加强了海南人的自信。各地属会纷纷响应正名运动，今天，再也见不到“琼崖会馆、琼崖同乡会、琼州会馆”这类名称了。

        令人费解的是21年后的今天，绝大部分海南会馆还是忘却不了与广东省的渊源，依然保留广东会馆会籍；海联会也没有就这个定位问题果敢作出“断乳”的决定，以致堂堂一个海南省的组织，要纳入广东体系。对海南人和海联会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本人曾经在马六甲海南会馆理事会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可是阻力非常大；孤掌难鸣，总是被“待海联会决定之后才一致行动”这个理由“押后处理”。

        各地属会是独立的、分开注册的，不是海联会的支会；属会跟随总会理所当然，但是不能盲目，应当有自己的主见和决策权。

        马六甲董联会是董总的会员，但是认为董总不续聘柯嘉逊不符合华社意愿，挺身反对到底，在特大慷慨发言。虽然寡不敌众败阵，却大义凛然，输得光荣，赢得掌声。

        华社领袖总是喜欢唱高调，在台上疾呼华团与时俱进，力主华团必须有一份配合潮流，跟得上时代的现代化章程，不要陈陈相因、墨守成规云云，喊得声嘶力竭，像个时代先锋。海南建省21年，海外的海南人组织却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叶公好龙”心态令人扼腕。

        “一致行动”原则上没错，但是总会没有能够及时作出应有的调整，属会怎能盲跟到底？根据新格局重新定位，既是必然也完全有必要，没理由拖21年依然悬而未决。

        海联会改选在即，希望来届领导层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明确决定，调整心态，带领海南人迈向新境界。定位不明确，什么海南人精神、海南人企业、海南人品牌……都是奢谈。

        （2009.5.29.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俯顺民意

千呼万唤，终于见到早就该出现的宣布：“马六甲拉也三个月实验性改道取消了，5月24日凌晨起，恢复改道前的交通系统。”

消息见报后，毫无例外地出现来自各阶层，一致赞好的回应；歌功颂德声中，似乎过去三个月的一切不便，经已抛诸九霄云外，心满意足了。

颜天禄行政议员发布这项消息时说：“（我）在州议会提出民意，要求取消改道计划；州政府决定俯顺民意，恢复原状。”

这个“实验性”改道，的确给驾车人士带来许多不便，对商家影响更大。一般估计，改道以来，生意削减三成以上，不可谓不严重。期间，市民通过各种管道表示不满，纷纷要求恢复原状；马六甲工商总会发问卷征询民意，回来的答案绝大部份认为此次改道完全没有必要。

从改道的设计看，主要是疏解华侨银行前面道路在上下班和放学阶段的交通拥挤。可能是古城的交通系统太老，道路也太狭窄了，改道之后只是把瓶颈转移到约翰山路，引发另一轮混乱。

事实证明改得既不合理，也不合人心。华裔州议员、市议员几乎倾巢而出，顶着烈日到现场视察、听取民意。州政府坚持到三个月“实验”期满后才“俯顺民意”，虽然来得迟些，总是好事。

“俯顺民意”四个字可圈可点。俯顺的结果是取消改道，走回原先系统，说明这个“改”是不孚民意的。

改道一次，而且范围涉及这么广，影响民生之外，庞大的行政开销也是不能忽略的一面。州政府当然不会公布改来改去实际耗费多少，但从过去例子看，可以想象数目之巨大。

现在来追究为什么这么改已无意义，州政府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避免劳民伤财又得不到好处的计划重现之外，要实行任何计划，特别是影响到民生的大计，要小心谨慎，不要历史重演，招惹民怨之后才来俯顺民意。

恢复原有系统之后，马六甲拉也一带的塞车情况和泊车位不足现象依然会出现，不论官大人提出什么计划，都应该是考虑周详、全面性、彻底性的，千万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破财而又不能消灾。

（2009.5.24.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口罩罗生门

          霹雳州议会上演一场又一场闹剧，马六甲虽是蕞尔小州，却不甘寂寞客串了一场。

          国阵牢牢把握甲州执政权，不可能与霹雳一样，在州议会上演轰动全国的“夺权、反夺权”闹剧来开民主的玩笑，而是发生在一个叫丁赖，以华裔居民为主的新村。

          起因是闻之丧胆，可以人传人的脑膜炎，源头是村内的交通部训练营。有营员中了这个病，还有十多人进了医院隔离治疗，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根据香港经验，当局应该立即封锁整个训练营，不允许营员进出，也不准外人出入才是。可是当局一直以“受到控制”为由，没有这么做。

          近在咫尺，师生上学放学必须经过这所训练营的丁赖华小师生首当其冲。校方和董家协为了学生安全，买口罩让师生戴。这是“防范于未然”的正当之举，也是环保意识的体现，理应得到鼓励和褒扬。岂料只用了一天，就接获来自教育局“不准这么做”的指示。人命重于一切，家长强烈不满，作出“宁可不上学以策安全”的决定，第二天就有35名学生“罢课”。

          罢课“盛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文中学改制成功以来就绝迹了。如今居然为了口罩而罢课，惊动父母官不在话下。卫生局、教育局人员亲临学校与家长对话，尊贵的首席部长也在百忙中到校巡视。

          马华甲州联委会主席、副教育部长魏家祥的家乡万里望离丁赖新村不远，当然最关心，可是官腔十足的“卫生部不认为有戴口罩必要、教育部没有发出不准戴口罩的指示，但是如果家长坚持要孩子戴口罩，也是无法阻止”云云，解决不了家长心中的疑惑和不满。

          既然肯定教育部没有发出不准戴口罩的指示，为何不追根究底责问教育局长，反而说“戴口罩上课可能引起社会问题，以为情况恶化”，让人感觉是在为教育局长解套？难怪机警的局长回应记者询问时，说“教育部基于卫生局已鉴定情况安全，为避免引起公众恐慌，加上戴口罩会阻碍老师开口教书和学生上课，因此通过教育局发出指示要求该校学生不要这么做。”

          发人深省的“口罩罗生门”闹剧精彩之余，也折射马华官员只能“救火”，不愿或不敢揪出火苗源头的窘境。“要当民意急先锋，不作强权应声虫”的魏家祥是马华大力提拔的高学历新一代领袖，对口罩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也没胆量针对问题核心来谈，夫复何言！

            （2009.5.22.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五四运动的省思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两岸都举行盛大学术会议，研讨五四精神及影响。

五四虽然已被定位为新文化启蒙运动，实质内涵是什么，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年是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号召，由北京大学生联合发动的。北洋政府对西方列强的软弱无能激起青年学生忧国忧民和爱国之心，为了唤醒国人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存亡，毅然在1919年5月4日走上街头游行，情绪激昂而又气愤填膺的学生走到被指责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公馆，一把火烧掉赵家楼。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传遍全国，激起中国人敌忾同仇斗志，纷纷以行动支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不得不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免职，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

虽说西方国家“强盗分赃”把青岛判给日本是导因，但是一场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因单一事件而起。蔡元培1916年当北大校长之后，采取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罗致思想先进人物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人，北大学生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敢于独立思考并付诸行动；在此之前，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鼓吹新文化运动，得到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人的配合，把梁启超、康有为关注的“新国民”意识提升到阶级意识的觉醒，终于形成浩浩荡荡的思想运动。

1917年11月7日，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彻底推翻了沙皇帝制，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人民当家作主的道路，也是激发年轻学生走上街头，敢于向当权者说“不”的导因。

五四本质上就是一场彻底反殖、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提出来的“自由、爱国、民主、科学”至今依然掷地有声，标榜的爱国思想意识尤为突出。80年后的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国学生反美示威举的标语就有“继承五四爱国志”这一幅。

最近有人非议中国政府突出五四的“爱国”而忽略民主,还把文革中被迫害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提升到“回归公民意识、走向民主宪政”层次，把六四与五四划上等号。

遇罗克和张志新已经得到平反。1989年的六四是改革开放伊始，青年学生在外国势力煽动之下占据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借“反官倒”之名争取民主人权，还把美国自由女神塑像立在广场当民主象征膜拜，用意至为明显。那些“领袖”事后都安全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在美国庇护下潜逃到西方国家拿美金骂自己的祖国。这些所谓的“六四精英”配合西方在国外进行反中、诋毁祖国的行径，怎能与五四的爱国情操相提并论！

（2009.5.15.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货柜教室

     华小教室长期不足，逼得每班人数达到饱和，既增加教学困难，也不符合教育原理。

     马华似乎对目前以货柜充当教室的权宜之计颇为满意。货柜确是解决教室不足的不二良策吗？马六甲新住宅区招茂华小两个货柜教室启用以来，就出现很多问题。

     行动党州议员邱培栋一开始就指责总造价100万太贵，害得尊贵的副教育部部长魏家祥赶忙出面澄清官员报错了，实际价是每个货柜包括设备25万令吉，不是一个50万。

     “三万变三千”阴影挥之不去，邱培栋紧追不舍，认为即使25万也是过高，不厌其烦找来对照价，还亲自到校一探究竟，却被赏以闭门羹。校长肯定是奉命行事，可是民选州议员不被允许进入学校视察，成何体统？只是官字两个口，也不见华社领袖支援，邱培栋只好吞下这口气。

     阻止反对党议员到校视察不能解决问题，货柜教室还是状况连连。半个月前，邱培栋在州议会揭露，招茂华小的货柜教室造成20名学生不适，之前还有一名学生在教室昏倒。

     尚方宝剑在握的该校家协主席锺峇峇反应奇快，第二天就出来否认，说两个货柜教室学生生病缺课，是校外旅游太累所致，不是货柜闷热造成的；还说校方过后在每个货柜安装两架冷气机，在周围种树。

     10多名学生家长忍不住向报界澄清，她们的孩子在参加旅行团之前就因货柜教室环境恶劣病倒了，家协主席说的不是实情。一位家长说，她的孩子这么问她：“为何大人要说骗话？”真是童言无忌！

     反对党提出来的议题，在官官相护以及华团领袖沉迷在“以和为贵”思想指导之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邱培栋应该很失望，因为除了看不过眼的家长，没有一个华社领袖站出来说该说的话，包括董联会属下的华小发展工委会。

     还有25个货柜教室准备“进驻”另外13间华小之际，华社对货柜取代校舍的做法不应掉以轻心。本质上，这是执政党不肯制度化解决华小校舍不足的权宜之计，马华高姿态为货柜教室护航，显然为了摆脱争取不力的指责。可悲的是竟然有那么多华团、华社领袖、高举“捍卫华小”旗帜的组织，认为这是“好过没有”的可行之道，宁可息事宁人甚至说不符事实的话来苟安。

（2009.5.8.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2009年 4月1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事务处三位职要到访马六甲南洋大学校友会，我们尽地主之谊。相见甚欢，但是提到认同，显然难以谐调。我们理解他们此行目的和使命，客套话过后开门见山，坦率指出：要我们认同南洋理工大学是我们的母校，感情上和认知面，都难以接受。

          他们先是平心静气说深切了解我们的感受，然后介绍南洋理工大学近况，特别提起现任校长对延续南洋大学、传承和发扬南大精神所作的努力，还有校友事务处这几年的工作重点。

          对南洋理工大学取得的成就，我们给予热诚的祝福，但是除了在同一校园之外，理大和南大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南洋大学是根据公司法令于1953年成立，南洋理工大学则是根据国会法令（Act of Parliament）在1991年成立的，相距38年。以中国历史为例，史书提到统治中国最久的皇朝，都认同276年的明朝而不是451年的前汉，原因就是西汉经历王莽篡位14年，东汉献帝又被罢黜，才划分为汉（西汉）、东汉、蜀汉三个时期，独立成章。

一脉相承？

          若认同两校历史是一脉相承、延续的，那么，母校从名正言顺的大学沦落为“学院”，再经过10年的“励精图治”升格（恢复）为大学，对母校和南大儿女来说，是莫大侮辱。认同这套言论，岂不就是承认某些人早期一直污蔑南大、贬低南大、矮化民族教育的言论是正确的吗？

          再说，改称学院当年，南大毕业生名册立即迁入新大，可是直到理大成立5年后，即1996年，才又迁入现南洋理工大学，断层的5年说明什么？“一脉相承、历史的延续”是这样的吗？

          南大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已死；父亲的续弦即使可以进入祠堂，我们也无法认同她与我们有血肉渊源。南大儿女的心还在为母亲被人为扼杀淌血，扼杀母亲的人不忏悔，不愿或不敢面对历史而是期待时间来冲淡记忆，见证这段血淋淋历史的南大儿女，怎能为郐子手背书啊！

南大记忆已淡化

          可悲的是：有心人操弄下，南大的记忆已逐渐淡化。曾经有人要摧毁作为南大象征的南大牌坊，因无人愿意下标而有幸保留，可是却被冷落一旁，导致不少人误认现今立在云南园，与华裔馆、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成一直线、仿造的新牌坊就是从老裕廊路搬过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陈煜就犯过这个错误，被指正后，需要按图索骥才在荒草丛中找到这座在1998年12月被新加坡列为“国家古迹”的真正南大牌坊。人在新加坡的学者对南大的认知已是如此，遑论他人。

          南大历史已被扭曲和篡改。2005年，南洋理工大学庆祝创校“50”周年，校长徐冠林宣称“we began as Nanyang University”；李显龙更进一步说“……（前）南大也改变了方向和教学体制，先是改成理工学院，后来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在在说明统治阶层正在通过各种管道模糊人们对真正南大历史的认知，费尽心机为前人开脱。不得不承认他们已取得一定成就，“南洋理工大学就是南洋大学、南洋大学已改称南洋理工大学”的观念已深植海外。2007年8月26日，中国光明日报把刘宗正列为“理工大学校友”就是一例。南大儿女也有被迷惑的，尤其是分批招待校友“回校”和颁发所谓“杰出校友奖”予前南大毕业生以来，少数接受此“殊荣”者或以此为“个人肯定和无上荣光”而沾沾自喜，更多的南大儿女则是痛心疾首。

情何以堪！

          近来还有一个言论，说南大问题从来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种歪论表面上相当有说服力，可是翻一翻历史，当年南大理事会争取承认南大学位时，对南大和民族教育存有传统性偏见的掌权者不是公然漠视南大毕业生在学术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一再污蔑南大水准差，南大生不学无术吗？当年极力否认因政治导向不肯承认南大学位，如今却又强调南大从来就是政治问题，宁可自相矛盾来美化摧毁民族教育的千古罪人。想当年，多少南大儿女为了争取民族教育平等地位、为了捍卫南大尊严、为了争取南大应有的定位挺身而出，无畏无惧向当权者斗争而血洒校园、身陷囹圄、开除学籍、驱逐出境……很多人至今沉冤莫白，我们怎能眼睁睁看着已死的母亲还在被人恣意摆上舞台来谋取不当利益！

          母校历史被蹂躏，南大儿女情何以堪！南大历史只有一部，与其费尽心机争取南大儿女认同南洋理工大学是南大的延续，不如正视历史，回归史实，莫再伤害我们的心。

（本文删节本发表于2009.5.1.马来西亚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专栏）

改搭公共交通，行吗？

发表“鼓励市民乘搭公共交通，乃解决市区泊车位严重不足的最有效方法”高论的市议员，绝对可以和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口咬定马六甲没有飙车族的行政议员媲美。

泊车位不足显然是城市规划不周全、考虑不全面造成的，鼓励市民乘搭公共巴士来解决泊车位紧张问题，把责任推给车主，对吗？

维持一辆车，每天、每月、每年耗费多少？谁不晓得乘搭公共交通省钱？但是，在马六甲，没车，行吗？发言之前，不妨问问周边的朋友。

人们宁愿选择维持费高的私家车而舍弃公共交通，是不是因为公共巴士“都没有冷气系统，闷热又肮脏”？答案肯定不全然一致，可惜我们的父母官沉迷在“准备在常月会议作出反映，建议规定所有的公共巴士必须安装冷气”的思维逻辑，缺少不耻下问的精神。

公共巴士不能取代私家车的原因，妇孺皆知。问一问非搭公共巴士不可的无车阶级，很容易得到答案。过去，每家公司有自己的路线，当局不会发执照给另一家公司川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很多路线是重复的，即同一路段有两家或多家公司的巴士川行。

多人经营不一定坏事，至少可以阻止垄断，也让乘客有多个选择；多家竞争，服务应该更好，可是真正情况并非如此。为了抢生意，半路转头有之，停在固定地点等客有之。半路转头使很多人等不到车而误点，也害得乘客要走多一段路才能抵达目的地。停定等客阻碍交通，违规违法。

过去，这么做的巴士公司都会被交通局检举，轻则警告，重则吊销执照。为什么现在，霸道的巴士公司我行我素，不把交通局和法律放在眼里？个中原因，你知我知却不能明说，还望官大人紧加追查！

以上举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服务差、不准时、任意取消班次、半路停下来享受午茶或夜宵、停车与女朋友打情骂俏……举不胜举。这些问题，不是强迫巴士装冷气就可以解决的。

问题的还是应该回归根本面。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发执照时考虑不周全、不以居民福利为依归而向权贵低头……都使消费者视乘搭公共交通为畏途。

我国所有排名在马六甲之前的大城市，哪一个可以像新加坡、香港一样居民的日常作息可以完全依赖公共交通？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会不会过早了些？

（2009.5.5.南洋商报《古城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