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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不动了

水是生命之泉。马六甲水资源匮乏，必须依赖麻坡河引来的水，才足以应付全州人民日需；稍长时间不下雨，水供就拉警报。

正如汽车以汽油推动，牛车用牛拉动，马车靠马，电动车靠电；水车也者，即是用水力推动。马六甲河水流量有限，冲击力不大，还达不到推动水车的最低要求；这种原始工具，也不符合现代需求。水车之设，不为经济效益，纯是吸引游客，促进旅游业，其理至明。

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议论纷纷，咸认为不恰当，既破坏古迹区的统一景观，也不利申遗。可是首席部长独排众议，毅然决然装设，还大力宣传是“妨丽江水车”，预算费用高达200万令吉。

水车就装在马六甲河口，没见过水车的市民看着河水从戽斗倾泻而下，颇有新鲜感。至于吸引了多少游客，增加了多少外汇，那是上层的事。

新鲜感总会过去。何曾有人预料200万的效用就那么短暂：曾几何时，水车不转动了。真相如何？去年11月，首席部长在州议会回答询问时坦承：“推动水车的引擎因为马力不够，负荷不了水车的重量，所以操作一阵子就坏了。”

多亏行动党议员郑国球的提问，市民才恍然大悟，原来引擎只操作“一阵子”就出问题了。

这个问题大吗？不大。无须劳师动众，也不必询问拥有IR专业资格的工程师，稍有机械常识的人，也知道引擎的动力必须与推动的整体质量配合，才能顺利操作不出故障。

计算整台机械需要多少马力来推动，也不是难事。

200万买来的水车，怎么出现引擎马力不胜负荷弊病？问题很清楚：不是设计时计算不准确，就是供应商改用马力低的引擎来省钱。简单说一句：货不对版。

冤有头，债有主，追究责任，还不简单？怎么直到今天，水车依然停摆，如老禅坐定，纹风不动？哪里出了纰漏？

州政府当然有责任确保几百万的装备不会白白糟蹋，人民也不能容忍任意浪费公帑。何时才能解决马力不足，水车何日恢复转动，在在检验308上台执政的当政者常在我“口”的“有人在朝好办事”实效如何，还有高唱入云的“有效率”是否对版。

人民是老板，选举来临才有机会行使的老板权，可要珍惜啊！

（2009.2.28.《众议园》南洋商报）

死猪不怕滚水烫

美国一位史学家说过：“当罪行被揭发的时候，只有厚颜无耻才能逃脱。”短短两行字，道尽厚颜无耻之徒死不悔改的本性。

这句话虽好，却失之于太过文雅，不如台湾流行的“死猪不怕滚水烫”传神。

天地万物，死后万事皆空，身躯形体只是个臭皮囊。猪虽是畜生，也免不了落入同样境地；死了的猪不做任何抵抗，被宰杀后任凭处置，滚水再烫，也毫无感觉。用死猪来比喻无视于自己丑行、漠视议论、鄙视批评的人，确实神来之笔。

臧克家写过一首纪念鲁迅，题为《有的人》的诗，开头两句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们的社会出现这么多纷争，就是存在太多“活死人”；他们虽然活生生，有血有肉如常人，却像死猪一样不怕滚水烫，面对批判、揭露、谴责而面不改色。

华团也有这类人。他们倒行逆施，违背团体宗旨，典当团体利益，背叛华社，出卖尊严而面对严厉批评，却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一样无动于衷，依然“做给你们看”，还纠朋结党巩固势力，与臭味相投者招摇过市，歌照唱舞照跳，一副“你奈我何”之态。

“活死人”无从面对舆论，不敢回应批评，却有“第三者喊痛”的奴才或因被溢出来的滚水波及而感同身受，或有利害挂勾，或急于邀功，或护主心切，或……而在第一时间跳出来为主子抱不平，攻击批评者；有一点墨水的，还执笔为文，搜尽枯肠以最恶毒文字骂人；不敢正面挑战，则指桑骂槐，摆出道貌岸然姿态图争取读者好感。

有真材实料就不当奴才，就不会沦为焦大口中的“奴才的奴才”。下三滥文字被嗤之以鼻却不甘心，于是像堂吉诃德一样骑着瘦马（自以为是高头骏马）妄想当行侠仗义的古代游侠，到处找人决斗。堂吉诃德最终被人看作疯子，把他当野兽关在笼子送回家，奴才的下场恐怕也好不到哪里。

“活死人”像死猪一样不怕滚水烫，伴在活死人身边的奴才如果没有这等能耐，还是乖乖听话做个顺民，不要出洋相暴露己短。

（2009.2.27.《龙门阵》东方日报）

吃猪肉可以团结华人

 多年前，民政的吴清德博士提出“吃猪肉可以团结华人”论，许多人嗤之以鼻。

当年的政治氛围与今天大不相同。养猪业一片兴旺，还出口国外，为国家争取可观外汇。间或有极端分子提出对养猪业不利的叫嚣，都在领袖“安抚”下不再坚持，全身而退。

1980年代末的立白事件使养猪业受到极大打击，号称全马最大养猪场的森州武吉不兰律几乎沦为死城，这个区的养猪业从此一蹶不振，恢复无日。

被喻为第二大养猪场的甲州巴也明光新村虽被波及，程度却相对轻，反而是尔后，养猪业衍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时被抄作，还牵扯到宗教和种族敏感面，使华裔各级议员疲于奔命，顺得哥来失嫂意，两面不讨好。

2007年发生的904毁猪事件是极大转捩点。姑且不论最终目标是什么，904之后，在“政治解决、内部协商”之下，巴也明光村民圈养的猪只从近15万头锐减到不足5万。这个“合理数目”从何而来，是哪位精算师算出来的，升斗小民当然无从得知。

华社见到的，是“自愿”放弃养猪的猪农在华裔行政议员安排下得到了赔偿，或改行，或安享余生，或……总之，巴也明光养猪业从鼎盛到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

养猪业委屈求“存”的苟安局面能保持多久，犹是未知数；近日来与猪有关的课题，是猪肉贩商面对的营业执照纠纷。

这个纠纷严重至何等境地，可以从4位马华村委集体辞职见出端倪；马华各级领导从州联委会主席到支会，包括马青团纷纷出面支持这一“负责任的壮举”，让人产生“这回来真的”之感。

行事向来低调的昭敬堂屠业行也忍不住出声了。总务简亚力对记者大吐苦水，说巴刹搬了4次，猪肉档的处境依然故我，摆脱不了“密不通风，闷热难受，有如处身监狱”的待遇。巴刹的猪肉档也自动淘汰至今天只剩下6档。

执照纠纷指的是从流动猪肉贩转为店面营业，申请执照时遇到行政官员刁难的事。事态的演变似乎使国阵内的华基政党明白过去一路来采用的方法不管用了，必须勇敢面对。撇去反对党的趁机挖苦不谈，危机就是转机，坏事也能变成好事，果真因此而突破传统的“听命”处境，不失好事。

养猪业从鼎盛到苟安，巴刹猪肉档从14减少到6，流动猪肉贩从110降到不足20，马六甲与“猪”有关的行业已如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马华总部发言人王乃志说这是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说得没错，不过，如果强化为“这是存在几十年的政治问题”，那就更传神，更加能够道出真相所在，也让人有更大的思考空间。

现在来争论吴清德的“吃猪肉论”是否恰当已无意义，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养猪业日趋式微，无猪肉不欢的人，终究会有吃进口肉的一天；猪肉贩越来越少的情况没能制止，买猪肉肯定成为家庭主妇的难事。

正是：“猪肉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冒犯沈老，罪过！）

（2009.2.24.南洋商报）

辞职抗议

马六甲爱极乐乡村发展及治安委员会四位马华委员协助当地一名猪肉贩向市政厅争取营业执照，3年未有成果，愤而辞职。

他们在记者会说：3年来，每一次在村委会议中提出这件事，主席都百般刁难，还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他们“有被打压的感觉，华社交待的工作我们没办法完成，还是辞职吧！”

这则报道令我想起某马华行政议员在闲聊时对我们说过的话：“没办法，我们人数少，举手举脚也输给他们！”

华裔在议会居少数是无人可以改变的事实，问题在于对方的合作诚意与如何争取，如何以理服人，如何建立自己的公信力。马华总会长不是经常强调要“智取”吗？

马六甲不乏从流动猪肉贩转型成为店面营业的猪肉档，养猪业英雄人物林卧豹、林亚结各有一间，他们是如何争取的，何不向双林取经？华社要马华办的事何止申请营业执照一宗，都因“没办法完成”而辞职，岂不与马华向来强调的“内部协商、内部争取”理念相违？308政治大海啸之后，对马华还有期待的人都希望马华能够“硬”起来，敢于向巫统说不，敢于抗拒巫统的霸权。动不动就“辞职交待”，公信力何以立？又何以摆脱当家不当权的梦魇？

连日来，州内马华马青纷纷发文告或发表谈话支援这四位“敢于辞职抗议”的村委，有组团到该区议员办事处陈情，要这位巫统州议员“仗义执言”；也有呼吁村委会主席辞职的，……大有“义愤填膺、敌忾同仇”气概。

到过吉兰丹哥打峇鲁吧杀的人，当会见到华人猪肉档口毗邻马来人档口，既没隔离，也无遮盖，双方却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现象；关心时事的国人，必定知道霹雳民联政府不久前发执照给一位猪肉贩，他的营业地点就在回教党党所隔壁这回事。这位猪肉贩在前州政府时期，也像马六甲那位猪肉贩一样，申请了几年，等了又等，始终得不到营业执照。

发营业执照是哪个部门的事？为何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主席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够干扰或阻止在当地营业了几十年的小贩得到应有的执照？马华村委辞职就能解决问题吗？辞职抗议岂是执政党该有的行为？“举手举脚也输给他们”不是现在才出现，今天为何输到必须辞职抗议？……发人深省之余，也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人民是老板，下一回行使老板权时，应该懂得怎么做。

（2009.2.20.《龙门阵》东方日报）

回忆沈老

我无缘在沈老门下受业。认识沈老、与沈老共事，始于1989年，就是马六甲中华大会堂成立那一年。

大会堂在风雨如晦的80年代后期酝酿成立，经过足足两年筹备，终于克服重重阻难组成首届理事会。讵料几个月后发生主席参政风波，一发不可收拾，导致主席辞职，群龙无首。

其时，在“茅草行动”中身陷囹圄的沈老刚释放不久，华社普遍认同他是出任主席的不二人选。我们几度上门，沈老方点头应允。

沈老就任后，任劳任怨，与我们紧密配合；在他领导下，甲华堂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华团文化节空前成功，大会堂形象从此确立。

随后，甲华堂主办了本地创作舞剧《汉丽宝》首演，为抗日义士纪念碑筹得20多万美化基金；接着又配合前十五华团文化工委会，办《精英文化义演》为培风筹重建礼堂基金，成绩标青，筹获款额高达240万。这三项活动都轰动一时，成就非凡。

可以这么说：没有沈老的威望和开明领导，这些大活动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第六届文化节开幕礼在三保山麓举行。为了配合天色逐渐暗下来时刻点燃蜡烛，致辞的时间必须控制得很好。沈老以出口成章，演讲台上滔滔不绝，内容扎实，切中时弊著称，往往口若悬河，欲罢不能。我们知道他这个特性，三番几次提醒他不要超时。他很幽默地说：“人家总是嫌我讲的不够，你们是第一个限制我讲话时间的！”

虽然这么说，他还是遵守大会规定，使点燃蜡烛仪式顺利展开。当《传灯》歌高唱，点点烛光在在夜幕低垂中点亮时，每个人都深受感动。

虽是小事，却可以见出沈老为人的随和以及尊重工委会，以大局为重的真诚。

沈老任两届主席之后，因章程所限不能继任。沈老不任理事，对大会堂的关怀丝毫不减，被征询时，他经常提供宝贵意见。我与沈老虽然无缘共事了，却经常通过电话联络，他为我出版的两本书写序，还对我勉励有加，要我多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

去年十二月上旬，我接到沈老的电话。他一如往常称我万忠同学，说有事请我帮忙。我受宠若惊，忙问何事。

沈老以惯常的缓慢语气说抗日义士纪念碑原本晚上有灯火照明的，这几年却没有了，晚上黑暗一片，对抗日英雄不敬。年初他在公祭后的聚会上提起这件事，过后也多次提醒管理委员会关注，可是至今未见改善。明年的公祭快到了，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再度提醒管理委员会。

我正好要到海南省亲，于是告诉他回来后，一定动手写。

我写的《灯不亮了》于1月5日发表在南洋商报马六甲《众议园》版，沈老已经病重入院，不知他有没有看到。不过，管理委员会主席不久后就召开记者会，宣布州政府已经同意拨款1万并愿意承担今后的电费。

沈老不幸于2月5日离世，灵前的哀恸和葬礼之隆重，可谓空前。生荣死哀，沈老留下来的，是他的一丝不苟精神和认真态度。朱联喜把我与廖铭安合撰的“沈老，一路走好；华教，后继有人”写在布条，黑底白字，挂在培中礼堂入口处，被记者称为“华社对沈老的告别语”。

不厌其烦把这些小事写出来，不为什么，只是不齿有人在沈老灵前“做给活着的人看”，沈老生前不尊重沈老，把沈老当透明，却在灵前大赞沈老的为人、经验和见地，言不由衷。

（2009.2.15.《众议园》南洋商报）

沈老，一路走好！

“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沈老离开尘世，草木同悲！

华社同声一哭，肯定沈老一生贡献；群众纷至沓来到灵前致哀，体现发自内心的敬仰；学生到灵前肃立敬礼，显示沈老教导有方；子孙千里奔丧，印证族人以沈老为荣；政治人物争相亮相，彰显沈老形象鲜明……

“华教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沈老志气凌云，却不得不赍志没地，留下发人深省的警句。华教正值多事之秋，新纪元 “维持现状” 的忠告未能见效，不无遗憾。但是，争取民族教育平等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无阻的，挫折难免，华教斗士向来就是前仆后继的。没有人敌得过生命的规律，“沈老，一路走好；华教，后继有人！”是华社给沈老的最佳告别致意，愿沈老一路走好，在天之灵，庇佑华教！

沈老地位崇高，对他有成见，批评过他，漠视过他，看扁他的人，不敢也不能不到灵前致哀；别有居心者，不惜消费沈老的最后价值，做出悲哀状，鞠躬敬礼。

有人来祭拜，不是出自对沈老的敬意，而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沈老在世时，有人不屑一“听”他的肺腑之言，还因“我不喜欢这个人”而大发雷霆，继而否决理事会议决案；有人因沈老说了几句该说的话，就愤而取消他的顾问地位；有人忘了曾经多么刻薄对待沈老，对沈老的诤言弃如敝屣，却在灵前大赞沈老有远见，钦佩他“多年的经验还有独特的见地”……

有人是为了陪大人物或有利害关系的人而来；有人来了几次，都是为了在不同的党领袖面前争宠……这些人，都在灵前流鳄鱼泪，勉强显露无奈心情！

风烛残年的沈老，拼老命爬上四楼，为的就是自知时日无多，抓紧机会表达内心的焦虑和期盼。沈老谆谆告诫，大权在握的人却冷漠以对，顾左右而言他，心中还在盘算如何巩固势力，排除异己！愧对沈老的人，在沈老灵前奢谈“谨记沈老教诲，秉持沈老精神”，沈老九泉有知，必扼腕再三！

庄严肃穆的灵堂，辉映沈老光辉的一生，也折射芸芸众生相。哀哉沈老，壮哉沈老！

沈老，一路走好；华教，后继有人！

（2009.2.13.《龙门阵》东方日报）

聪明和智慧

证严法师说：“聪明不是智慧，但是智慧一定包括聪明。”

何谓聪明？一般印象是：反应敏捷、一看就会、过目不忘、心灵手巧、大智不言、多才多艺……这样的二分法未免太过单纯。证严法师就是要我们认清智慧的必要性，强调聪明人一定要有智慧，否则就不配称聪明人。

智慧来自学识和修养，一个真正聪明的人除了他本身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及学习能力之外，还必须有自知之明。不少聪明人由于没有智慧和自知之明，导致“聪明人做傻事”而招惹众怒，身败名裂。

台湾的陈水扁聪明绝顶，可是他的聪明不是用在治理国家、为民造福，而是利用权势勾结朋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陈水扁是只有私欲，没有智慧的“聪明人”，是聪明人做傻事的活生生例子。

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杨修，就是死于智慧不足。杨修几度猜透曹操内心，曹操对杨修是又爱又恨。杨修没有见好就收的智慧，不断玩弄小聪明，终于惹来杀身之祸。

­华团龙蛇混杂，不乏聪明有余而智慧不足的领导人。他们坐上领导高位之后，不是与理事衷诚合作集体领导，而是主见很深，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不听取他人意见，也不把前辈看在眼里。对他们来说，华团是沽名钓誉，巴结上层，往上爬的工具，有些则是为了得到什么封赐来“光宗耀祖”，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自视甚高又没有自知之明的聪明人，一旦当上老板，员工就得遭殃。他们心目中只有钱，员工哪有什么地位？他们制定了苛刻的工作条例和守则，极尽剥削之能事，员工就像奴才，必须毫无保留地对老板尽忠，把老板当圣上，言听计从，否则就被定位为不合作员工，享不到所谓的“特别”利益。他们塑造的企业文化就是愚忠，不允许属下有个人见解。

华团领袖也好，有权有钱老板也罢，都是缺乏智慧的聪明人，既不懂得反省，也没有自知之明。他们不了解“聪明人注重细节，智者注重整体”的道理，只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明白自己不能做什么；他们只晓得把握机会出手，不知什么时候该放手。他们把团体搞得乌烟瘴气，管理的企业则员工怨气冲天，士气低落，毫不足奇。

（2009.2.6.《龙门阵》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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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的态度

蒋经国是台湾将家皇朝最后一位掌政者，他深入社会各阶层的亲民、平民化作风与蒋介石道貌岸然、不苟言笑截然不同。他统治台湾十二年，开放言论、废除戒严、提携本省人、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亲和刺激经济使台湾起飞等等，留下不朽功勋，是台湾人民怀念至深的领导人。陈水扁执政后期极力去蒋化，矛头只敢针对蒋介石而避开蒋经国，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最近从纪录片中看到蒋经国随从回忆他们在长官左右期间的一些事，提到蒋经国主持会议的时候，很少开口说话或发表意见，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开口，其他人就奉为圭皋，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了。

蒋经国完全可以像他父亲一样当一言堂堂主，什么事他一人说了算，他却选择广纳众言，综合群体智慧找出最适当方案。这是多么宽大的胸襟，多么开明的作风啊！

类似领导风格政界难找，华团更是难得一见！很多华团领导人口说开明民主，实际上却是崇尚一言堂，独断独行。

华人经营的中小型企业通常由老板或股份最大的股东主持，都是一人说了算，哪称得上民主化管理。

对现代化管理稍有认识者，也会学大企业一样定期召开管理会议，表面上是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还是老板心态强烈，万事以老板意愿主张为依归。

有学识又自视甚高，喜欢表现得比属下精明者，主持内部会议时往往不甘寂寞，非但率先发言，还处处与属下争锋，把属下提出来的建议或意见“将”到死角，然后洋洋得意地批评一番。等而下之的，则把不同意见视为对抗，务必除之而后快。

能言善道是这类人的特质。满口仁义道德使属下以为他是把员工当宝贵资产的开明人士，开过几次会后发觉他的真面目，就改当聪明人，开会时不出声，让他一人发言好了，反正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开口反而自讨没趣。

主圣臣直，主既不圣明，直臣必然敬而远之；于是，会场只有应和之声，善于讨好、急于邀功的哈巴狗之流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 “劣币驱逐良币”，不学无术、以假文凭混饭吃者当道；员工没有归属感，士气低落，业务停滞不前。好好的一个企业由于主持人的心态不正确而变得死气沉沉，受损的是全体股东。

如何主持会议、是否尊重与会者的发言权、能不能广纳众言，反映一个人的学识修养、社会经验和人生观、价值观。一个不以民为本的当政者必然漠视为民请命的声音；企业主管如果把内部会议视为展示权威、突出个人、压制异己、听信谗言所在，必将为企业带来无可弥补的祸害。

（2009.2.4.《众议园》南洋商报）